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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青丨嵇伟：插队八年，我难能可贵地坚持不做饭
嵇伟，1978年从插队的淮北考回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分配到文汇报《文汇月刊》。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1994年赴英，1998年开始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台工作。2015年从BBC辞职，开始周游世界。
原题
淮河边的青葱岁月
作者：嵇伟
我的青葱岁月种植在“十年倒有九年荒”的贫瘠的淮北，去的时候不到16岁，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24岁。因为讨厌被管束，因为不能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，也因为不愿风吹日晒在农田里劳作，所以只要攒下几块钱，我会立即逃到县里、逃到蚌埠或南京玩几天，有时只是逃到别的公社，偶尔甚至逃回上海。
那时的我一心只想从队里溜出去看世界，生产队却必须把已经紧缺的口粮分给不出工不挣工分的我，而公社和县知青办的领导们则觉得自己工作失误，管不了这个小知青。所以从队里到公社，领导们一次次把我从这个村调到那个乡，只希望有一天我能安下心来接受再教育。
调动得太多，我甚至记不清自己都在哪些大队哪些公社的集体户待过，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最后一个集体户，我从那里考大学回上海。此前的那些知青组或集体户，只有两个至今还有印象，一个救了我的命，另一个让我差点没冻死。
那是个只有一个男生的小知青点，我去的时候，另外有个女生也刚调来，我在那里大概呆了一年多。那个女生年纪跟我差不多，男生比我们大四五岁，外表虽然只能用“丑和陋”来形容，内心却异常精明，我们两个女孩跟他比，简直可以算两个白痴。
我倒不是自贬，举一个例子。
我们俩都刚刚16岁，下地干活时，锄草连草带苗一起锄，挑土走不了两步就呜呜哭出声。不光手不能提肩不能挑，更悲惨的是，我俩谁都不会做饭，每天一到饭点，我俩就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，谁跟我们客套，就上谁家蹭饭。
即便不能干活，队里仍然要按照人头给我们发口粮，口粮中有少部分小麦，其它有玉米、绿豆，大部分是红薯。有一天男生对我们说：“如果你们把口粮跟我的合在一起，看在大家都是上海人的份上，我可以帮你们烧饭。”
我俩千恩万谢一口答应。没想到的是，两天后男生从集上买来一头小猪，从此以后，人猪同食。男生每天在大铁锅里煮一大锅红薯，中饭晚饭都是它，人先吃，吃完剩下的喂猪。只有早饭有时会有玉米饼或者面疙瘩汤。
我和那个女生背后悄悄议论，买小猪的钱是男生独自出的，而猪吃的是我们三个人的口粮，长大卖了以后钱应该归谁？从男生目前的行为举止看，收益一定是归他。我说：“要不你去问问他？”她涨红了脸回答：“我不敢，要不你去问问？” 我也不敢。
倒不是因为这个男生的丑恶外貌吓住了我们，而是我俩所受的教育让我们开不了口向熟人斤斤计较算钱。于是两人想出一个心理平衡的解决办法，就是把口粮吃回来，不能都让猪吃了去长肉，长了肉卖钱让男生一人得利。
计划从第二天开始执行。平时最多只咽得下大半碗红薯的我们，那天中午每人尽力吃下两大碗，晚上又拼命塞进两大碗。半小时不到，两人难受得坐立不安只喘粗气，从来不知道吃撑了会这么难受！最后我俩只能在门外牲口场上走大圈。男生坐在他的房间门口微笑地看着我俩，肯定觉得这事特别有娱乐感。
跟小猪争食的计划彻底失败。我的解决办法简单明了，从此不再下地干活，有钱就出去玩几天，没钱了就回生产队。因为我的口粮被男生侵吞了，所以他不敢不给我饭吃。但是听那个女生说，他有一次用屋外牲口场上有牲口粪水渗漏的井水给我做绿豆面汤。
那时我认识一位在蚌埠机械厂当广播员的大姐姐，经常去她那里玩，住在她父母家里，有时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夜。那年秋天我在蚌埠待了十来天后，天气转凉了，我回生产队换秋衣。
同队的女生因为天气太热早就逃回了上海，两间土坯搭的知青屋，只有隔壁那个男生。我们的房间锁着，我箱子上的锁也好好挂着，但是箱子里妈妈给我买的两套绒衣绒裤、毛衣和新棉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我去找队长报告失窃的事，队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我们不掺乎你们知青的事。
天气一天天冷下来，我把剩下的几件旧单衣全穿在身上，每天往十里之外的公社跑，眼巴巴地盼着爸爸每个月给我寄的5块钱能尽快汇来。幸亏在还没有被冻死之前收到了汇款，立即买票坐长途汽车去蚌埠，然后买张站台票，看乘务员不注意，混上火车回上海。
那些年，长途汽车是没有办法逃票的。如果没有钱买票，你只能在公路上挥手搭车，女生运气好一点，男生基本没有卡车司机愿意理。火车却相当容易混。
除了每年秋天带着一旅行袋从生产队分来的农作物比如花生、绿豆和麻油回家，我必须规规矩矩买一张票，平日里要去徐州、南京、上海，那是肯定没钱买票的。乘务员和乘警看见像我这样只有一个小书包，口袋里掏不出几分钱（有点钱早藏好了）的插队知青，根本不啰嗦，直接下一站送下车。所以我们尽量混只停大站的快车。听说有些地方的知青混车被抓住后，要被送去修铁路，来赔偿车票的钱，不过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倒霉事。
爸爸自“文革”开始以来就不再有稿费，家庭开销已经特别紧张，所以妈妈对我被偷的事愤怒至极，因为这意味着家里要紧缩开支，给我再次添置所有的衣服。妈妈让爸爸给县知青办写信投诉，查找窃贼的结果在预料之中不了了之，但是我被调离了这个队，不用再看那张丑陋的脸。
调去的是个优秀知青点，有四五个上海女知青，都比我大好几岁。集体户的氛围很温馨，姑娘们比队里的农民还勤劳，无论例假或者生病，从来没人请假休息。她们对我却从不苛求，放任自流，所以我每个月一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就往外走。在队里的日子也是早上蒙头大睡，下午在井边闲坐，看蚂蚁上树。
记得那是仲秋时节，那阵我没钱溜出去，有一天傍晚突然发高烧，躺在高粱杆编成的小床上，满脸通红，呼吸沉重。我小时候一发高烧就会像严重哮喘病人那样喘不过气来，必须立即送医院抢救，所以父母一直叮嘱我，不能发高烧。
我心里正在因为没钱出去生着闷气，甚至暗暗赌气，这样一天天浪费生命的混日子，还不如早点死掉算了，所以打定主意不告诉那些大姐姐们关于我发高烧会喘不上气的事。
等到她们收工回来时，天应该已经快黑了，户长立即注意到我的不同寻常，过来摸了一下我的额头后，转脸就对另外几个女孩说，赶快抬去大队卫生院。
她们在地里干了一天活，还没来得及吃晚饭，几个人饿着肚子，摸黑把我连床带人抬到好几里之外的大队卫生院。那时我已经烧得昏天黑地，不知道是怎么被抢救的，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把我抬了回来。
我是天生不能安定下来的性格，小时候妈妈不给我零花钱，爸爸有时给几分钱。我从来不像别的女孩那样买零食吃，从七八岁开始，就拿着爸爸给的钱去弄堂口坐一站汽车，然后从静安寺走回来。长大了更是害怕一成不变的生活，在哪都呆不久。插队那些年，我的梦想一度是当个长途汽车售票员，可以跟着车到处走。
所以虽然集体户的姐姐们救了我，却还是没能改变我，让我痛下决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我依然我行我素，不下地干活，有了钱就逃出去，直到再次被调到县知青办领导认为更能改变我的地方。对于那个集体户的姐姐们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，但是那份救命之恩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我仍然牢记在心。
在淮河和茨淮新河之间有一个地方叫潘集，我从那里考取大学回上海。那是一个被《安徽日报》报道过的优秀集体户，我去的时候有五个上海知青。
户长文绮大约二十五六岁，少年老成的样子，有一对和善的大眼睛。后来跟她相处久了，知道她是个严肃认真的人，为人处事公正。文绮的弟弟小谢是集体户唯一的男生，大高个儿，沉默寡言，非常老实，从不惹事。
跟文绮差不多年龄的雅薇脸色苍白，小巧玲珑，听说她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。雅薇老实善良，我来不久她就被招工到县里去了，也算是领导们对一个孤儿的同情和照顾吧。
锦章是个漂亮女孩，苗条高挑的身材，晒不黑的雪白皮肤，一头乌黑的长发垂到腰间。锦章比我只大一两岁，我跟她一起下地干活，她虽然不爱说话，但是经常教我干活的技巧，是个很喜欢帮助人的女孩。
潘集集体户的知青们 。谢文绮提供
印象最深的是晨明。她比我大六七岁吧，个子高高的，晒得乌黑的脸上有一对深沉的亮闪闪的眼睛。晨明最大的特点是豪爽且幽默，几乎每件事她都能找到让你开心的一面，所以她是我对插队生活零零碎碎的记忆中少有的亮色。
这是我在淮北八年半的插队生活中，唯一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两年。这个集体户有一种淳朴的风气，她们几个从不跟当官的套近乎，不会溜须拍马，每天勤勤恳恳下地干活，收工后像一家人那样烧饭做家务。那时我已经二十出头了，大概过了青春叛逆的年纪，知道要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了，所以奇迹般的在这里安定了下来。
不再四处漂流，意味着每天的生活因此就变得像一本日历那样周而复始，翻过去的每一张都跟昨天一样。潜意识里我拒绝记住那些乏味的日子，留在脑海中的只剩下几个好笑的记忆片段。
片段一：我们的邻居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单身汉，眼睛上有个疤，外貌比较不出众。因为单身，他每次经过女知青身边，最喜欢用胳膊肘蹭一下，等我们大声呵斥一句后，他总是满意地嘿嘿一笑。
他让我们在深秋农忙结束后回上海时，给他捎一个半导体收音机。第二年初春我们给他捎回来了，却从来没有见他听过，只是有时从他家里传出奇怪的低沉的呜呜声，让我和晨明特别好奇。
晨明自告奋勇去探听，回来告诉我：“他说了，每天晚上他都听新闻，不过是放在箱子里，关上了箱子盖听。你猜猜为什么？” 我肯定猜不出。晨明说：“他说这样省电啊！换一节电池多贵啊！”
我和晨明都笑倒在地上。
片段二：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，全中国有关无关的所有省份都要求人们睡到屋外防震。我们队里当然也要执行这个政策，大家都把床搬到屋外，虽然晚上比较凉快了，但蚊子多，而且一大早我就被亮醒。所以睡了两天后，我决定自己搬回屋里去。
我问晨明，如果队长要强制我出来睡怎么办？晨明想了一下回答：你不是戴着防震表吗？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连称好主意！
1970年初学校要分配上山下乡时，我想跟人一起去黑龙江兵团。妈妈对我说，黑龙江冬天零下几十度，鼻子和耳朵可能被冻下来。她说，如果我放弃黑龙江，她就攒钱给我买个手表。妈妈喜欢看艾芜的《南行记》，她想要我去云南。这个建议被务实的父亲否决了，我因此在整个插队期间没有经历过太重的体力劳动。
妈妈攒了几年钱，1976年初兑现承诺，给我买了个上海牌防震手表。自从我戴着手表从上海回村里，马上成为人人都要来看一下摸一下的新闻人物。隔壁的单身汉邻居是识字的，还夸过一句：啊，真的是防震的！
所以当老队长咋咋唬唬的要我重新从屋里搬出来睡时，我理直气壮地指着单身汉对队长说：“我戴着防震表呢，不怕地震的！不信你问他。”单身汉答不上话来，估计他被我搞糊涂了，一时搞不清我的手表究竟会防什么震，所以含含糊糊的说了一句：她手表上是写着防震。老队长半信半疑，却也只好无可奈何的走了。
片段三：深秋了，毛去世的消息终于传达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立刻想，天要变了，当农民的日子终于看得到头了。
下午在地里干活时，一个老是讲怪话的妇女说：“毛主席都逝世了，我们怎么还要干活？”她的话立即受到在烈日下干活的所有人的赞同。但是队长一脸严肃，人们终于还是不敢擅自罢工。这个妇女以前在干活时曾对我们知青忆苦思甜：新社会就是好，如果没有新社会，你们怎么能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受苦？
要开追悼会了，所有人都必须去。谁胆敢有高兴的表现，一定会被抓去坐牢。邻村一个富农成份的老头跟伟人同岁，说了一句“他终究活不过我”，被抓去判了几年。
追悼会上我和晨明、锦章坐在一起，虽然希望自己表现得伤心一点，我们仨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眼泪却无论如何挤不出来。但是东看西看却看到了前几排露出的一片亮光，原来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永远戴着帽子的民兵队长雪白的秃脑袋。我和晨明、锦章对看一眼后，一齐无法遏制地扑到前排的椅背上，把头埋进胳膊里，笑得肩膀剧烈抽动。
我们仨后来因此受到表扬，说我们对伟大领袖感情深厚。
再后来，先是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然后又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。父亲给我弄来一大堆复习资料，但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，不参加1977年初的高考，决定等到夏天参加1978年高考。
我小时候念的是五年制小学，“文革”开始时正好小学毕业，热热闹闹的在家里混了一两年后，终于被分配到一个被称为“柴爿中学”的学校。因为此前搬了家，中学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，而且年纪最小，跟同学格格不入。所以有一天教室破漏的天花板上倒下一桶脏水、全班同学作鸟兽散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回去上过课，再次踏进中学大门，是1970年上山下乡分配时。
在家闲散的时候我看了无数的书，最早是父亲收藏的那些中国古典文学，后来就是跟几个男孩子晚上爬进贴了封条的图书馆，偷出来许许多多欧美名著，还有一些是从跟我一样的半大少年们那里借来的。那时我一天通常看两本名著，妈妈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讽刺地说：“这就是我的油瓶倒了也不扶的大女儿。”
但是高考不光要考语文，还要考数学、地理、历史和政治。对我来说，别的都好办，难的是数学。我只读过小学五年，没有任何中学数学的知识，所以只能自学。
我们队的老队长有可能是文盲，他的小儿子爱国却是村里两个上中学的孩子之一。爱国那时十五六岁，只要不上学的日子，总是跟另一个中学生栓柱一起跟在我屁股后。他们俩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，最爱听我讲上海的生活。我就向他们借数学课本自学。
报名参加高考的条件之一，是必须在生产队出工多少天。所以我不能回上海，只能白天干活，晚上点一个用墨水瓶做的柴油灯，每天这样自学几小时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鼻孔都被熏黑了，肺里也不知道吸进了多少柴油。
第一次看到课本上的根号，我还以为这是除号，心里想着，可能因为文化革命，所以把除号改成了这个样子。但是看来看去看不懂，而集体户别的知青都不在，好像是在上海办病退吧，我连问的人都找不到。最后大概还是靠我自己的“聪明才智”，慢慢琢磨着看出一点门道。
无论如何，我高考时语文、历史、地理都是高分，数学、政治虽然不及格，但是也过了50分。
虽然已经恢复了高考，但想要参加高考的人，还是要到县里去申请和领取准考证。县城在几十里外，那天我住在已经到县里工作的雅薇那里。我是出了名的没心没肺的女孩，那天如果雅薇上班前不推醒我，我可以一直睡一天，把头等大事睡过去。
雅薇去上班了，嘱咐我自己弄早饭吃，告诉我竹筐里有鸡蛋。插队这么多年，我难能可贵地坚持不做饭。平时在集体户，别人做饭，我的任务是坐在灶台前烧火，唯一会做的是下面疙瘩和煮红薯。我磕开一个鸡蛋，倒进炉子上的大锅里，观察了一会儿，没有发现鸡蛋的影子，于是再打进去一个…… 估计打了六七个，直到大半锅水变混了，我猜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错，这才罢手。最后盛了一碗稠稠的鸡蛋糊吃。
这件事让我内疚至今，那时鸡蛋是很贵的东西，我糟蹋了雅薇那么多鸡蛋，她却从来没有跟人埋怨过我。
7月下旬参加高考时，我穿了一件妈妈新买给我的深蓝色短袖衬衫，左胸上绣了一大朵白玫瑰，我的辫梢和刘海也都是卷卷的，不久前刚烫过。那是在领到准考证后没几天，我在公社搭一辆卡车去蚌埠。京剧团一个很喜欢我的演员阿姨说，要好好打扮一下我。她拿着当时只发给文艺工作者的珍贵的烫发劵，掏钱带我去理发店烫头发。
高考的那几天非常热。第一天，因为紧张，我刚写几个字，铅笔芯就断了。我手忙脚乱的用刀片削铅笔，心越慌，越削不好，脸上的汗珠流下来，滴落到考卷上。监考老师从我身边走来走去，对我的窘迫视而不见。我心里明白，她一定想，这样打扮的女孩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
第二天，我穿着同样的那件漂亮衬衫走进考场，刚坐下，监考老师就走过来，在我桌上放了一杯温开水，说：“天气太热，要补充水分。”我心里已经没有第一天那样的紧张感，所以铅笔一次也没有断。我猜，如果断了的话，监考老师肯定会帮我削。我知道她昨天一定看了我的答卷。
高考一结束，我第一时间就离开生产队，搭江西来的养蜂人的车去南方玩。
我经常在集市上跟这对养蜂的江西人夫妇闲聊天，知道他们每隔两年就带着几十箱蜜蜂来淮北采蜜，花季过了就回老家去。我问他们，能不能让我跟着他们的车去南方？他们盛情邀请我去他们村里玩。
我们一路上先是卡车，然后是货运火车，走走停停一个多星期，我的头上胳膊上也因此挨蜜蜂至少叮了十几个包。
自从听说恢复高考以来，我一直坚信自己会考取大学。与此同时我也知道，以后再也不会有现在这样自由自在、无人管束的日子了。所以在养蜂人夫妇家的村里住了一段日子，第一次领略到浙南赣北美如仙境的风景后，我一路搭卡车混火车，去南京去蚌埠，期间还拐到皖南一个朋友的父亲家呆了几天。直到九月份，口袋里已经空空如也，再没有熟人家可以蹭吃蹭喝了，才无可奈何地找车回淮北。
我刚跨下长途汽车，就听到公社秘书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说：“你野到哪里去了？！我全大队全公社的找你，每天长途汽车一到就奔出来看你回来了没有！你还想不想去读大学了？” 一群闲人蹲在公社办公室门口，木然地看着秘书郑重地把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递给我。
剩下的日子过得飞快，要体检，要转户口、转档案，要跟许多人告别……
录取通知书上说，报到日期是10月3号到6 号。我是10月2号晚上带着箱子从安徽回上海家里的，第二天下午又提着行李去了学校。
整整八年半，耗尽了一个人的青春，终点又回到了起点。
2021年8月，我在爱琴海上的圣岛、希腊的帕特摩斯
嵇伟专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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